喜爱阅读的年轻人，如果你正为该读些什么样的作品而困惑，那么，我想提个建议：去读一读苦难吧。

理由有二。

描述苦难的作品，大都是好作品。余华说，当一个作家处于与现实的紧张关系时，好的作品就诞生了。是的，苦难造就了有价值的文字，较之歌功颂德的作品，苦难文学无一例外地体现出对人的基本权利及生命价值的尊重，无一例外地显示着文学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文学即人学，人类的苦难彰显人性的真味。

我们太幸福，所以我们必须去阅读苦难。陀思妥夫斯基曾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看来苦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却是你我不可触及的一种高度。真实的苦难不免太过于沉重了，太多的人避之惟恐不及，但文字的苦难也能让我们获得经历，获得成长。如果我说苦难其实与我们如影随形，你一定会感到惊诧。但我要提醒你，一个人的苦难同时也是所有人的苦难，他人的苦难也正是你自己的苦难，即便你确信自己从未遭遇生活的困厄。明白了这一点，你便收获了从容与坚韧的生活品质，你便拥有了悲悯的崇高情怀，而要明白这一点，唯有去阅读苦难。

以下两篇读书笔记，已很有些深刻了，这样的阅读视野，这样的阅读心智，值得同龄人追赶。

我们的疼痛是那样的微不足道

——读余华《活着》

高二（9）班 缪婷婷

杰克·伦敦说：“活着并经历痛苦，这就是生命中最大的财富。”

捧读余华的《活着》，仿佛亲眼目睹主人公福贵奇苦而又倔强的人生：从小至老，父亲，母亲，妻子，儿子，女儿，女婿，外甥，相继离世，唯有他，扛负起这人间的至痛，坚定地走到终老。就像一棵普通的生命之树，他所有挚爱的枝叶都被朔风无情地剥离，被裹挟着抛向天空，经历千回百转，消散得无影无踪，徒剩光秃的老干，孤独，却依然乐观地直指苍穹。

余华用他冰冷的笔调向我们展示了一场悲剧的力量，他铁青着脸让笔下的角色们迅速以各种方式死去，毫无征兆，近乎残忍。他似乎想要告诉我们，一个人到底可以承受怎样巨大的苦难，如同千钧一发，让一根细发去承受千万斤的重量，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他并且说道：“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读《活着》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支付眼泪的过程，积郁在心底的震撼不断喷发，如洪水泄闸，而泪流浸渍了书页，褶皱了纸张，也褶皱了人生。在这沉重的纸页中，我们看到了脆弱与顽强，骄傲与哀伤的真相，懂得了卑微生命中蕴藏着的金子般的光芒，明白了人性的温情是如何把苦难的人们变得自信而宽容，坚实而又无所畏惧。阴晴不定的天气与坎坷的道路教会了福贵成长，教会了他在惨淡的人世行走，沉默地路过生命。我之所以说他是“路过”，是因为他的生命旅程里，他不曾有过一时半刻的驻足歇息。他只是被时间驱赶着前进，一路接收自己熟悉的、亲爱的人死去的消息。他就像史铁生说的那样，从黑暗中飘转进明亮，从明亮中逃遁进黑暗。他似乎纯粹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以外的任何事物。这不是蒙昧，也决非麻木，恰是生命最本然的坚韧与高尚。

这样令人错愕的遭遇都没有将他击倒，那么，对于远比他幸运的我们，又有什么是不可以去安然面对的呢？

突然想起《四月雪》中的一段：

“当四月的天空，突然下起霜雪，就会想起信仰。

当个人的往事，突然失去重量，就会拥有坚强的力量。

因为暂时看不到天亮，才看见最诚恳的梦想。

人世间开始绝望，上帝才开始歌唱。

终于有一天，我们来到了游乐场。

终于有一天，我们再次看到阳光。

我们有什么资格说悲伤？”

是啊，我们有什么资格说悲伤？有什么资格来抱怨？又有什么资格去谈论死亡？

所以，在岁月埋葬青春年华的时候，我们应该勇敢地长大。合上书，忘记过于美妙的童话，抬头直视现实世界里刺眼的光芒。我们应该接受生命的重量，像福贵那样活出君临万物的高度。我们同样可以平静地叙述关于你的、我的、他的撼人心魄的苦难。

窗外的阳光穿透玻璃，温暖地填满房间。我眯起眼，寻找金黄色的太阳，突然捕捉到隐隐的幸福。真的，我们的疼痛是那样的微不足道。

剥去“乌托邦”的糖衣

——读奥威尔《1984》

高二（9）班   林梓浩

乌托邦，犹如一群浪漫主义诗人的一场气势磅礴、风格华丽的梦，而历史的发展扭曲了它的本意，它曾一度成为极权主义者打造所谓“理想国”的工具，却与本作为其思想基础的博大的人文情怀和普世价值渐行渐远。

《1984》，是乔治·奥威尔虚拟的一个故事，在这个虚拟的故事里有一个虚拟的人温斯顿生活在一个虚拟的国度“大洋国”里，虽然故事发生在1984年，但却是直接讽刺40年代的苏联政府的。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在政府机关中担任记录员，这个机关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称叫“真理部”，他所做的唯一工作就是不停地涂改一切原始资料，让历史完全按照极权者的意志任意打扮。统治者试图让人们放弃个人的思想，忘记个人的存在，信奉集体主义，跟整体一起在不断涂改的历史中流动，用温斯顿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全部历史就像是一张被不断刮干净的羊皮纸”。可无论怎样，“怀疑”始终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谎言阻挡不了拥有自由基因的血液的流向。但是，任何个体的觉醒都是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的。良知尚存，独立思考，企图革命的温斯顿在极权者的诡辩与酷刑之下终于忘却了“个人”的存在，接受了“权力即是上帝，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的谬论，他的意志终于土崩瓦解了，他把能出卖的都出卖了，包括自己的良知、尊严、爱、女友、信念……《1984》的副题是“欧洲最后一个人”，作者通过温斯顿精神的死亡来表现他对生活在极权主义下的人类的绝望。

极权主义下人们疯狂地信仰“集体主义”。别尔嘉耶夫曾在《思想自传》中这样写道：“这个集团中的群众都敌视自由与个人……集体齐唱的凯歌是最诱人的，它们无须思想。”人们明白集体拥有无所不能的力量，集体永远不会被判有罪。当然，这样的集体已不再代表团结，它只是过去独裁的又一个翻版，不过它相对而言具有更稳固的基础，它的名字，似乎更容易被接受。因为他们不断地被强大的宣传所告知，“我们生活在幸福里。”在这个“大一统国”中，“我”的意识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我的整体——“我们”。有关“我们”的一切活动全由造物主式的领袖所安排，领袖就像牧羊人一样，把“我们”畜养在所谓的“幸福”之中。也有一些清醒的人，他们发现所谓的幸福其实暗藏杀机，他们大声呼告，却鲜有回声，他们甚至被视为异端，被赶入瓦斯罩中去洗净灵魂。

于是，个人的思想只有一个存在的意义，那就是无条件地献身于大海。于是，这里的诗人便失去了诗的魂魄，他们也不幸成为用来粉饰乌托邦的文字工具。

生活在极权赐予的“幸福”之下的人们，其实是被无处不在的恐怖与血腥所包围着。奥威尔毫不留情地剥去了包裹于一粒毒药之上的甜美糖衣，尽管这对于现实的人们过于残忍，不过，他向蒙难于“现代乌托邦”的人们敲响警世洪钟，让“自由”、“理性”、“平等”这些几近被删灭的词条重新回归到现实的语境中。

奥威尔曾说：“我写，是因为我要揭露某个谎言，我要人们注意某种事实，我最关心的是获得听众。”而我想说，感谢奥威尔，因为“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